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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78|㉚虞卓娅:我成了弟弟的学妹

作者: 原味音乐网 发布时间: 2022年09月18日 11:38:12
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的第一张照片。

  四十五年前的秋天,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,仿佛一道奇异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的世界,我和弟弟激动地相约一同赴考。但母亲随即与我郑重谈话:本来姐弟俩多少能给家里挣点钱,上大学没了收入还要缴费,这一进一出相差太大。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,母亲要我把高考的机会让给弟弟。我答应了。

  作为家里五个孩子中的老大,我完全理解母亲的苦衷,何况我非常爱我的弟弟!弟弟当时已到高亭中心小学的戴帽初中任代课教师,但他之前在南峰做海塘,把一米八三的瘦弱身子弯成弓,低头拉装满山石的手拉车,那情景曾使我心酸落泪,又如烙印在我脑海。

  南峰离我家高亭约五、六公里,弟弟每天大清早拎着蒸米的饭盒出门,在山脚下把放炮炸落的山石装到手拉车上,然后踩着坎坷不平的路拉到伸向海中的海塘前端。太阳西沉时,累了一天的他,若倾倒山石时手劲不够,便很是危险,所以母亲和我大妹常常赶去给他助力,天黑了才一起走回家。

  做海塘之前他还做过建筑工地拌水泥挑水泥的小工,也甚是艰辛。所以,改变这种生活,也是我们姐弟共同的想法。

  我家是住在县城的渔业户口,既没农田可种,也不能招工,男孩子除了下海捕鱼,就是打一辈子零工。而父亲是绝对不舍得让我弟弟去当渔民的。我深知弟弟纯厚讷言但心志不凡,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,他自学着高等数学基础和趣味数学。我俩自小都有上大学的心愿,尽管这心愿曾如天际之星那般遥远。我觉得弟弟的前途比我更要紧,因而心甘情愿放弃了高考。

  77年的高考,弟弟如愿考上大学,进了杭州大学物理系,我比他还高兴。而祈求上大学的种子早已在我心里发芽,暗暗期待着有朝一日能破土而出。

  我出生在1956年10月,1962年上小学。虚岁七岁本不够年龄,但我铁了心要上学,母亲想方设法给我报上了名。开学第一学期,我一往深情地爱上了书本。母亲是有一点浪漫情调的,这从她给我取名“卓娅”可见一斑。据说她读书成绩很好,毛笔写的大小楷字总被圈满红圈,朗读自己的作文还被老师称赞为“小演说家”,只是母亲养育儿女后就再没时间捧书了。

  我喜爱阅读,主要是受了父亲的影响。父亲借书也买书,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说唐》《杨家将》《东周列国志》《星火燎原》等书家里都有。抗日小说《儿女风尘记》是他推荐我看的第一部长篇,当时我读小学三年级。他有一本岱山文化馆的借书证,每次拢洋(渔船回港)都要去文化馆还书和借书。平常少言的他,说到书中的人物情节,有时也会眉飞色舞。

  有一次,我拿了父亲的一本外国短篇小说集看,晚饭后找不到这本书,父亲说他还掉了,因为马上要出海他就换借了书。我随口说了句:“我没看完呀。”想不到的是,我明明看着父亲急匆匆背着行李从后门去了码头方向,一会却看到他从前门跑了进来,——他把新借的书还了,把我没看完的那本又借了回来。

  1968年的一天清晨,外面突然响起枪声,父亲听人说是东沙的“联指派”来攻打县城的“联总派”了。他急忙跑回家,用一块大石板从外面遮住玻璃窗,然后在房内写字台上用捕鱼的白色尼龙网堵住窗户,又搭了一个竹床紧靠写字台,竹床上压了好几条棉被,竹床下铺了地铺,叫孩子们躲在这个“堡垒”里。那天母亲在乡下亲戚家。父亲做了饭,要求我们在地铺里吃。后来外面尘埃落定,早有邻居上街遛跶了。但父亲捧着一本书在“堡垒”边守了我们一整天。

  记得那天我在“堡垒”里看的书,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而我读雨果和柯切托夫等作家的小说还要晚一些。

  我从小就有一个未解的心结:滴酒不沾只爱看书的爹爹为何去当渔民?识文断字的姆妈又为何嫁给渔民?(我家这种称呼也有些另类,当时干部家庭叫爸爸妈妈,普通家庭大多叫阿爹阿姆)我从小听奶奶讲过舟山民谚:“三寸板里是娘房,三寸板外是阎王。”渔民的生与死只隔了一层船板,爹爹是“一口风一口浪”挣钱来养家的。事实上,我爹爹曾在吕泗洋风暴中落入狂涛巨浪,幸而摸着船底潜水后成功脱险。

  我从大人们的回答中约略知道:我爷爷早年是做货船货运生意的,文质彬彬的他是不下船的。他与我外公是好友。有一次,爷爷与外公在上海相聚吃饭,相谈甚欢,就为十二岁的儿子和十一岁的女儿订了亲。但不久我爷爷因病去世,父亲小学毕业就去自家船上做事。再后来,家中的船和农田都被收归国有,我父亲居然跟着这条船去了渔业队,又自学成了船上的老轨(轮机长)。但有一年却在机舱间不慎滑倒,左脚后跟被卷进机器,受了很多罪。至于我家的大片菜园,被镇里相继批出去给人家造了住房,从而也失去了这笔收入。随着孩子的增加,我家生活愈显捉襟见肘。但我们常听父亲用慈爱坚定的语调说:“我就是屋卖卖掉,也要给你们读书。”后来,爷爷留下的四间老屋真的陆续卖掉了两间。——父母亲的共识,是希望孩子们读了书有能力安身立命。

  可在小学五、六年级时,我却常挨老师批评,因为我成了“迟到专业户”。原因有二:我奶奶去沈家门给我姑姑养孩子,我的家务活实在不少;还有,我得隔三岔五起早提个篮子去小菜场卖鱼货。有时是几个呛蟹,有时是几条咸鳓鱼,我用秤不熟练,卖鱼卖蟹,论条论只卖;卖蟹酱、蟹糊,就用很小的碗一碗碗算钱。鱼货一卖完,我就撒腿向学校跑去。误了上课时间,有的老师也会让我这个好成绩的女生站在教室外边,我就靠着墙休息一会。

  1968年秋我到岱山中学上初中,虚岁十三岁。但没有几天就“停课闹革命”了。教语文的吴老师据说是杭州人,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,斯文白净,戴着一副眼镜。我喜欢他的讲课,感激他为我的初中第一篇作文写了一大段很鼓励人的评语。可是不久他自杀了。这使我暗自伤感不已,也感到成人世界的可怕和难以理解。

  停课后,我并没有跟人去“破四旧”“闹革命”。一方面,我得照顾四个弟弟妹妹。母亲曾是高亭幼儿园的老师,幼儿园停办,到处席卷“造反有理”的浪潮,她很难找到新工作,就与朋友在离家约七公里的板井潭合开了裁缝铺。我小弟是1968年2月出生的,比我小十二岁,nba买球赚钱,同属猴,我照顾他尤为吃力,好在比我小四岁的大弟特别懂事。

  另一方面,我迫切需要缓解家庭经济压力。家里常备的“长下饭”是咸鳓鱼卖掉后留下的腌过鳓鱼的盐卤,生的鳓鱼卤蒸熟后放着,烧番茹干饭时冲汤喝,喝稀饭时用筷子蘸着鳓鱼卤吃。为了挣钱我干过不少活,最长久最熟练的自然是织渔网(我从小就跟着母亲织网,此后延续多年),印象最深的是剖鲞和晒鲞,最苦的是到几公里远的浪激嘴部队坑道敲小石子和挑水泥桶。

  那时为水产公司剖鲞晒鲞是到高亭对面的小岛对港山(又名蛤山),摆渡靠小舢板,剖鲞大多在晚上,晒鲞是白天。剖黄鱼鲞得割出恰到好处的弧线,这样掰开来样子好看。剖乌贼鲞讲究“三刀”,第一刀从头剖到肚皮,第二刀剖乌贼左眼,第三刀右眼,注意不要让鱼眼的水溅得一塌糊涂,再完整挖下乌贼膘肠,这一系列动作都由右手完成。但左手并不轻松,长时间托着冰鲜乌贼,冻得不行。晒乌贼鲞颇有趣,先像打仗一样抢来一筐筐剖好的鲞,然后整齐地一爿爿晒在竹列子上,一张张竹列子朝着太阳一头高一头低。早上晒晚上收,连晒三天后交货。一天之中还要翻鲞和“做乌贼头”,把乌贼的眼和须整理妥帖。中午的日头非常毒辣,我躲在竹列子狭小的阴影里看一会书,眯一会眼。

  晒鲞的日子里也曾有过惊险的一幕。记得某个凌晨,我最先到海边上船点,第一个坐上摆渡的小舢板,但后来人越挤越多,风越来越大,摇橹师傅就说今天不能超载,得上岸几个,人们都想着早点过去多抢到几筐多赚几毛钱,我胆小怕死跳上了岸,然后就亲眼目睹了小舢板在不远处侧倾、人们相继落海的可怕场景,还有人因此淹死。后来我坐比舢板大一些的小船到对岸,看蛤山远处的海面,浪头像小山似的。

  1970年秋开始“复课闹革命”,两年半的初中岁月实际就上了这一学期课。然后是两年的高中。作为“文革”后期的特征,学校安排了大量时间学工、学农、学军和艰苦的建校劳动,每周有“斗私批修讲用会”“忆苦思甜会”等,那些背负“历史反革命”罪名的老教师,则每天在领袖像前请罪后去扫地。我的各科成绩名列前茅,各种劳动也绝不惜力,我还被吸收到以老师为主体的学校政工组,为校学习专栏和校黑板报尽心尽责,我和物理兴趣小组其他同学做实验的照片挂到舟山教育革命专栏,但我却是全班最后两名加入红卫兵先进组织的,入团更是不用想。——因为我被某几个人戴上了“白专”“小资思想”“看毒草书籍”“中毒很深”等大帽子。我有些迷惑,他们说的我是小学时第一批挂红领巾深深热爱祖国的我吗?是那个读了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而热泪盈眶的我吗?但我也清楚,我的过错是在“讲用会”上少了豪言壮语,是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中外名著。那些书当时不能公开借阅,只是在可靠的亲戚朋友之间流通,比如我一个右派表舅,他以手拉车装货谋生,但家里有大量的好书,他送我的书中就有一本1962年出版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。后来几年我慢慢体悟到,不管人生多壮阔多美好,但实在有其“荒诞”的一面。